难以磨灭的记忆

——科学大家风范管窥

张士力

随着王守觉先生的仙逝，在半导体研究所发展历史上具有扛鼎地位的四位大科学家黄昆、林兰英、王守武、王守觉都先后离我们而去了。

他们不仅在中国乃至国际半导体科学领域竖起一个个丰碑，也在曾和他们打过交道的人的心里留下没齿难忘的记忆。但回望周围，能与他们近距离接触、切身感受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感受他们科学大家风范的在职人员，除了几位院士大科学家以外，已经没有几个了。

望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不禁想到，作为曾有幸见识他们风采并在他们跟前工作过的人，作为科学大家的受惠者，应该如何继承他们的精神财富，并让所里的年轻人了解他们，把他们奠基的醇厚优良所风发扬光大下去，让科学大家在点滴之间展现的风范长久传扬，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并每每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希望能以一个普通管理人员的视角，通过和他们在平凡的日常工作、生活中的接触，来回望和述说科学大家们的风范。

先说说我所见识的黄昆先生。

一个字的记忆。记得八十年代初，我刚从所的金工厂到研究所机关工作不久，那时的办公条件和现在是天壤之别，办公室都不大，而且都是好几人一起办公，连所长也不例外，大名鼎鼎的黄昆所长也是和业务副所长共用一个办公室的。他的办公室和我们隔着两个房间。一天，他进到我们办公室，对我说：“小张，你知不知道雍容华贵的雍字怎么写啊，我笔画记不清了。”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写，一会我帮您查下字典吧。”黄所长点头答应了一声就走了。我现在已想不起当时自己具体在做什么了，只是记得想赶快做完好帮黄所长查字典。可没多一会，黄所长又回到我们办公室，对我说：“你不用查了，我已经找到了。”他说完就走了。我那时还是学徒工，初到机关，遇事懵懵懂懂，当时也没有多想什么，只是觉得心里一动，觉得好像哪里有些不对劲。但经年日久，这件事一直难以忘怀。直到后来我终于领悟到，正是黄先生对待一个初涉世事的年轻人自然而然的平等态度，让我在无形中感受到一个大科学家的人格魅力。

直到后来，我在人事处工作时，时常有材料送给黄先生审看，并请他看完后通知我们取回。但他大都是从实验室亲自送到我们办公室，当时的办公楼也没有电梯，人事处还在三层，看着他的背影，我每每感触不已。

全所会上的黄先生。记得在美术馆后街时，研究所开大会都是在食堂里，那时的食堂非常简陋，破旧的房顶裸露着房梁和檩条，稀稀拉拉放着几个看不出颜色的旧饭桌。我和大家中午经常会看到黄先生拿着自己的餐具和我们一起排队买饭吃，排着队还爱和人聊工作的事。大家到食堂开会也要自备椅凳，好一点的是个靠背椅或者马扎，一般的就是个自己钉的小木凳或者随便什么能坐的东西。开大会也没什么像样的主席台，旧饭桌一拼盖个绿毯子，放上麦克风就是主席台了。大家就都围着主席台随便夹杂而坐。记得那时政治气氛还很浓，一到开过全国“两会”就要开全所大会，请参会的黄所长（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和林兰英副所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传达会议精神。每当这时，记得都是书记或者黄所长主持会，接着是黄所长和林先生介绍参会情况和传达会议精神。黄先生常常是三言五语，寥寥几句，更没有什么渲染。林先生则不同，会从方方面面讲述大会情况，还夹叙夹议，洋洋洒洒，谈她自己的感受。这时，黄先生就会坐到主席台前面的人群里自己的小凳子上，掏出香烟，一支接一支的抽，他抽烟有两个习惯，一是要把过滤嘴拿掉，一是上支烟剩不多时就通过“对火”接上下一只。那时也没有什么禁止吸烟的说法，食堂里不少人抽烟，说是乌烟瘴气一点不过分，真不知那时我和那些不吸烟的所友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黄昆的“学生”。中科院1998年开始搞知识创新工程时，提出要同时建设创新文化。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编辑“科学创新案例”，即著名科学家重大科技创新的成功经历，用以宣传科学精神、介绍科学方法、倡导科学观念。并拟定了八、九位著名的顶级科学家作为首批案例的人选，其中就有黄昆先生。院里对这项工作很重视，专门组成了一个班子，还要求每个相关研究所指派专人负责案例编辑工作，所里当时明确由我具体负责。我找所党委老领导出面请黄先生撰写案例，他虽不情愿但总算答应了。

当时负责创新文化工作的院领导是院党组郭传杰副书记，他亲自指导案例编辑工作，几乎每次开会讨论都到会。在开始的几次会上，我看到对已经上交的两个案例讨论特别热烈。参会的人都从自己的理解和爱好，从标题、构思、结构、风格等等方面提了好多意见，都是反复改了好几回也过不了关，弄得联系人都快受不了了。我算领教了什么叫文无第一，感到真要是黄先生的案例按这个方式搞，那回去怎么去和黄先生解释和交待啊？黄先生把案例写好后，我到他办公室去取时，他倒是特别谦虚地说，你们觉得哪里不合适尽管改就是了。可我想，谁有本事能大改他的文章呢？

黄先生的初稿是用稿纸手写的，我记得大概有九页。标题是《“黄方程”与“多声子跃迁理论”》，我拿着稿子看了不知多少遍，虽然像是看天书，内容半点不懂，但心里确十分清醒，就是想着怎么能在讨论会上能通过这个案例。一天，我又在想着这件事，突然觉得好像找到了感觉，我马上归纳了几条想法，并在不久后的讨论会上第一个发言，要求讨论黄昆先生的案例文稿。我说，黄昆先生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思维严谨是他的鲜明特点，他总是会把十分复杂的物理现象和概念用最简洁的方式表达出来，他自己和他所修改过的文章，都是惜字如金，没有赘语；再者，我们讨论的是自然科学方面的案例文章，内容决定形式，和文学作品相比体现是特殊的美，一种抽象思维的理论的美、严谨的美、科学的美、逻辑的美，……。我说完，记得没有人提出修改意见，郭书记说那就通过了。我心里的负担终于放下了，会后，政策局参会的一位同志问我，你是黄先生的学生么，我看你对他的工作好像挺了解的。我说，不是。

后来，我心里想，只要是从黄先生那里得到教益的人，从广义讲，所里的许多人包括我也可以说是他的学生吧。

再说说我所见识或者说是听闻的大王先生。

前不久，有位退休研究员和我说起令其记忆深刻的一件事，当年他读大王先生的研究生，在北大上课，先生是穿着传统长衫讲课的。他的这个记忆让我猜想：一个穿着长衫的教师讲授着当年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会给人什么样的感受。我的第一直觉是，科学技术与传统文化一点都不排斥。

大王先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淫非常之深，文弱的外表下聚结着传统文化强调并赖以延绵发展的核心——“和”。记得2001年前后，我在所综合办工作，他从常居的美国短期回来，到所后，坐在所综合办公共办公室迎门的沙发上，凡看到他的熟人，都会和他亲热地打招呼，他也和善地回应，真情感人。当时我最突出感觉就是，他是个典型的能给人带来温暖的中国南方老人。

老同志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在大王先生身上还强烈体现出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境界的另一面，就是面对困难、面对责任时，表现出坚韧、坚定、果敢和无畏。他有一个特点，服从组织，视国家需要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遇有任务和困难就会承担起来，从不讲条件，用现在的话说，是有强烈的担当意识。

老同志共同的看法还有，大王先生是所里不可多得、极为卓越的技术工程专家，是相当罕见的综合性人才，他在半导体所相关科学技术领域的作用不可或缺、举足轻重，特殊作用不亚于其他领域的顶级专家。要论其作用度，特别是对研究所早期发展的影响及作用，还要更大些。他在所初创前身，还是个研究组的时候，就担任组长，算是最早的奠基人了。大王先生的话不多，也不爱提要求，对人平等和蔼从不轻易批评人，但会以身作则，这也是他的一大特色。他对待科研任务是从不讲条件，关键时刻能冲锋陷阵，全身心付出。他往往会对具体工作提出很好的具体指导意见，非常中肯，不少意见比专门做的人还要认识深刻。大家特别推崇他在工程技术方面的超强动手能力，能想常人所不能想，解决关键技术问题。是工程技术方面绝佳的人才，在这方面有极高的素养和造诣，真是为所的发展解决了好多科学技术工程方面的重要问题。这是广大科技人员非常敬佩他的重要原因。也是大家对他的怀念誉美之处。有不少老同志，提起大王先生都异口同声——觉得他是大家心目中的所长。

还有位研究员提到大王先生的大科学家风范说：“我的博士论文是有关半导体双稳态激光器的双稳态和自脉动机理研究，它关系到非线性光学和光电方程稳定性分析，有一定的难度，我不得不采用计算机计算和证明的手段（那是在80年代初，全所只有计算站那一台计算机）。论文交大王先生审查时，他给我一张稿纸，我一看，那是他在作了相当近似后所得模型基础上，经过推导，得到了与我类似的结果，从而证实了我的工作。如此的指导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不由得想起费米的一件事，一次费米指导作原子弹爆炸试验，原子弹爆炸后风沙刮过费米的掩体，他向上扬起一把纸屑，风过后他步量了从掩体到纸屑的距离，并据此说出了这次原子弹爆炸相当于多少当量，后来证实与测试结果一致，这就是大科学家搞科研的风范。” 

大王先生还以切身感受，觉得在半导体科学领域，工程工艺技术人才、包括现在经常提到的工匠必不可少，对国家需求来讲，很多时候具有和理论人才齐驱并驾的作用。地位一点不亚于理论研究。鉴此，他在耄耋之年，常居国外的情况下，还总牵挂国家发展需要专门技术人才的事，2005年10月，他委托所里的老同志探讨在国内捐资办工程技术人才教育培养专门学校的事。我还为此向有关方面多次咨询过。在暂时难以如愿的情况下，他托人多次向希望工程匿名捐款，为国家人才培养出力。我也为此专门到希望工程办公室为老先生部分办理过此事。2006年4月16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的意见》，从一个侧面说明大王先生关注特殊人才教育的眼光是很有战略高度的；另一方面看，中央的部署，也能让老先生感到安心些了。

又说说我眼里的的林兰英先生。

林兰英先生快人快语，有一回我拿着材料去请她审阅，她嗔怪地说，我最烦你们人事处的人来找我了，都是些麻烦事。其实她说得一点不错，研究所的人事工作事无巨细，涉及到具体的人和关系、利益，既有好多政策管束，又有好多特殊情况，上下、多少、取舍都得考虑平衡协调，政策依归、有所解释。真没少麻烦他们。

还记得，有一次方毅副总理来所视察，卢嘉锡院长陪同，还有国家科委、院里的几位领导，方毅同志话很少，在谈到一个问题的时候，科委一位有背景的局长话还没有完全说完，林先生就打断她，说这个事情你不了解，实际的来龙去脉是如何如何……，当即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和理由。让人见识了什么叫科学精神，什么叫科学院文化，什么是能让科学酣畅淋漓发展的理想环境。

给我感觉很深的还有一点，就是科学大家们的党性意识，黄昆先生自不必说，已是所里老同志们耳熟能详的。我再举一个林先生的事例。一次，林先生生病，我陪所党委的领导去家里看望她，她半卧在床上对党委领导说“你来看我，我很感谢。但我从不认为你只是自己，我把你看做是党组织的代表，所以一直我很尊重你。既然你来了，我还要和你谈谈所里工作的事，……”。

我所了解的小王先生。

要说和几位老先生的接触，相对多、相对直接的就算是小王先生了。他好像也比较喜欢“聊天”，有时就到我人事处的办公室来“谈天说地”，也曾叫我到他的办公室，讲他的工作经历、想法、还有怎么带研究生等的情况，以及对大小事情的看法什么的，其实是我主要听他讲。

他是人没到声音先到的，嗓音洪亮，精力充沛，曾有在给他祝寿时，晚餐后集体去唱歌，研究生已经困得打瞌睡，而老先生还拿着麦克意趣盎然的情况。

此外，就是他的涉猎广泛而深入。一次周末，我和爱人没事到外面闲逛，开车到昌平小王庄路，到路边一个大楼找卫生间，看到里面挺热闹，就随便看看，转到楼上，听到旁边传来的声音很耳熟，寻声到门边一看，一屋子人，前面讲台上正是小王先生在滔滔不绝，挂的会标是，中医经络理论……，我和爱人说，百闻不如一见，小王先生自学中医都成专家了。

最后，讲讲几位先生在一起的盛况。

1987年前后，我已在人事处工作，适值在停顿了二十多年后，国家开始大规模进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所里短期内分批新聘任了一百多位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而在那之前，全所的高级职称人员不过区区二十位上下。当时几位先生都是研究所高级专业技术岗位聘任组织的主要成员。那时的评审会一开就是半天或者一天，断断续续持续了好久。对每个应聘者，要匿名宣读所内外专家评议意见（正研级要有五位专家评议、副研级三位），然后评委讨论，最后投票表决。

多年没有正常职务晋升，耽误和积压了一大批人才，面对有限额聘任，需要考虑贡献大小、领域分布、能力水平、年龄资历等等因素，评委们特别是几位老先生为搞好研究所科技骨干队伍建设、最大限度调动积极性，花费了很多心血。讨论具体人选和所涉及成果的时候，黄先生的风格是一贯的，逻辑分明、理性十足，并在面孔严肃的同时让人感到不乏幽默，说实话，我虽然听不懂具体的内容，但还是挺喜欢听黄先生发言的。林先生发言则感性的多，是连带着感觉一起表达的，而且连续不断，不容置疑。大王先生往往还是不笑不说话，一派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好人形象。在座的小王先生好像还是有所克制的，但只要发了言，也就有些跟着感觉走的意味了，就是说不再有什么拘束了。我瞎想，难道理论的严谨、材料的感性、器件是情绪化是领域不同带来的么？或者说是让他们性格气质中的某些特点，由于所在领域不同被潜意识地强化了？如果说黄先生是开阔的，那大王先生就是深厚的，而林先生是灵动的，小王先生则是机智的。他们争论、议论、讨论、定论，一步步把握着研究所人才队伍建设的方向，可从不见几位因此在个人间有什么嫌隙，回想起来，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他们争论的激烈，而是那些发自他们纯纯内心的爽朗笑声。他们分析问题的高度、处理问题的角度、理解事物的深度都代表了研究所管理工作的水准，为后人树立了良好范例，为研究所文化积淀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鸿飞雪爪，岁月无痕，我有幸能从自己的视角，一睹国家半导体事业、半导体研究所奠基者们的风范，虽为只鳞片爪，但科学大家们在文化、道德、科学诸方面留给我们的，的确是永久难忘的美好记忆。

谨以此文怀念黄昆、王守武、林兰英、王守觉先生。

2017.3.31

注：收回思绪，今天终于给小文打上了最后一个句号。想来写此文的初思还是2014年8月12日，那前后，大王先生去世，好多老同志来所，谈到老先生，无不唏嘘不已。让我感动良久，情之所至，也勾起我对老先生们的不少回忆。但真想成文，又难于下笔，加之事务不断，只是陆陆续续地回忆、构思、修改。延至2016年6月3日，小王先生也离开了我们。

又是清明。我自知实在不能再拖下去了。好在许多老同志都在，可以匡正我的不足。